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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后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杂志,日本军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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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原创-NO.1169

内容简介

审核:喵大大 编排:杜大大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二战结束,日本以“国体”之名,让包含殖民地在内的全日本帝国笼罩在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支配下,对战争、天皇、国家极端狂热,进而深化其大亚细亚主义与玉碎思想。通过考察日本人的锁国性格与自卑感、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国家的强制力,以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鹤见俊辅精辟地剖析日本如何从一个在明治时期走向富强,精神思想自由、开放的国家,转变为保守、狭隘,法西斯主义横行的侵略国。他进而解释日本知识分子对国家主义的挣扎、反省、抵抗为何会失败,又如何在受到压迫后屈服“转向”,成为军国主义的“共犯”,最终在国家发动战争时,宣传并正当化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致使日本走向玉碎之路。

李敖曾经在《这样笨,还要做强盗》一文中评价二战时期的日本人,“中国人糊涂,是脑满肠肥型,还有个谱;日本人糊涂,却是满脑肥肠型,搅成一团惨不忍睹。非即服仁丹一万粒,不能断肠;肠不断,就无法自脑中取出,只好昏头涨脑,发展‘精神动员’,日本军部发行《帝国与列国的陆军》宣传册,大喊精神动员,就正是满脑肥肠的杰作。”

作者简介

诚如李敖所言,二战中的日本军人,如东条英机、杉山元、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松井石根之流,都是名副其实的满脑肥肠,昏头涨脑,但是有一个人可以说是例外,那就是有着“帝国陆军的异端儿”之称的石原莞尔。

鹤见俊辅,日本思想家、文化评论家、社会运动者。曾任教于京都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同志社大学。与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等人组成“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其主导的刊物《思想的科学》,为战后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杂志。强调“思想·良心的自由”,积极参与反对越战、推动慰安妇赔偿等运动。着有《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战争留下了什么》《漫画的战后思想》等。 1994 年因其对现代思想和大众文化论的贡献以及在野思想的确立,荣获“朝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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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

书籍摘录

石原莞尔是日军中少有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其战略眼光远超当时的日军同僚。因此,他恃才傲物,特立独行,不随大流。

九 玉碎的思想

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他威胁日本政府“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国军,也要拿下全满洲”;后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作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他又极力反对与中国开战,提出“华北撤退论”,以及“上海危险就撤侨,损失一亿也好,两亿也好,侨民损失多少,全赔给他们,这比起战争便宜多了!”

尽管并非所有日本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战争期间的记忆,但至少对现在四十岁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它的确是段苦涩的回忆。这些“人们”,其实也包括我,我们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渴望,亦即希望把这段记忆埋在心灵深处,因为我们不想直接与它面对面。关于这个现象,日本的不同世代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有些成长于战后的年轻日本人,就会清楚地诘问他们的父执辈,他们在战争中到底做了什么?做父母的面对这种质问,都不愿意回答,至少有很多为人父的是如此。但读者若能了解他们是如何记忆战争期间的偶发事件,如何将记忆藏在心中并置换成他物,如何解释,又如何表述此记忆,便能掌握理解日本文化的一条线索。我们就从这个着眼点,来追溯十五年战争期间,以重大事件为主的各种军事行动。

他直呼东条英机是“东条上等兵”和“白痴”,东条英机记恨在心,当他出任陆军大臣后,就把石原莞尔编入了预备役,一举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1931 年 9 月 18 日,几名被派至中国东北满洲的日本参谋军官,拟订了一个计划 :要在距奉天北方约 7.5 公里处的柳条湖,炸毁当时隶属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的某一段路轨。他们并没有事先向派遣军司令官和参谋长报告这个计划。事实上,炸毁铁路的是河本末守中尉及其部下的几名士兵。不过,这个事件却被日军报道成中国人所为,把事件的责任扔给了中国人,日本国内的报纸也不断借用军方的报道。日本旋即对这次炸毁事件展开复仇作战。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未经宣战就把这次事件命名为“满洲事变”。在这个秘密计划的背后,当时日本的派遣军,也就是关东军的参谋军官石原莞尔中校曾参与其中。他提出一个战略理论:日本必须在满洲建立军事要塞,并借此为之后日本与西欧各国间可能爆发的世界最终战争做准备。后来,同样在关东军参谋军官们的策划下,将废黜中国宣统皇帝溥仪一事也加入计划中,并于 1932 年扶植其为“满洲国”的皇帝。虽然“满洲国”的事实以强迫承认的做法,还包括了扶植傀儡政权,和退出对此行为大加挞伐的国联在内。吊诡的是,此种做法后来却为意大利和德国的国策提供启发作用。若从同时代的世界史中加以考察,“满洲事变”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也是开启日本十五年战争的肇端。

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元凶,但是在东京大审判时,盟军因为他一直主张和中国和谈同盟,就没有将他起诉为战犯。

使用“十五年战争”这个称呼,主要有两个用意,亦即把日本经历漫长的战争时代划分为二 :日本与中国的对战和日本与英、美、荷等国的战争。由于战争期间我还是个少年,因此,只知道这次战争被称为“满洲事变”。过了几年,又爆发了战争,大家称之为“上海事变”。又经过数年,这回别人告诉我发生了另一场名为“支那事变”的战争。这些所谓片段的“事变”,就这样毫无关联地灌入我们年少的脑海中。这正是当时日本政府的意图!如今,我从大人的角度思考,却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些“事变”都是与历史的事体有其联系的战争状态。接下来在 1941 年,我又得知日本和英、美的“大东亚战争”开战了。对日本人来说,我们在主观上被教导知悉历史上有过几次零星的争战事件,但却把它们当成不同的战争,而非视为历史事件。正如我在家永三郎于 1968 年出版的《太平洋战争》一书序言中指出的,我们应该把 1931 年至 1945 年的战争看成是一场连续性的战争,并且把这次战争视为日本败于中国的战争!

可是他却强烈要求盟军将自己列为甲级战犯,因为自己是满洲建国的主导者,忽略自己,就是对自己历史地位的侮辱。

这项作战行动是由远离东京的陆军参谋总部,也就是由关东军内部少数几名参谋军官暗中拟订的。他们在计划实现之后,以此作为既定事实,强迫东京的陆军参谋总长予以承认,进而强迫当时的日军大元帅—天皇,接受这个已然展开的战局。他们将此次没有事前知会天皇和东京参谋总部的行动称为“统帅权”,而统帅权决定的行动,包括日本首相及文官在内的内阁阁员都必须接受,这是当时军人思考的逻辑。在1931年的日本政治中,这种观念获得胜利,最终把日本推上世界的舞台,步入与军力远胜于日本的各国展开对决的境地,而其背后的原动力,正是来自于殖民地派遣军内部的一群年轻参谋军官。在最初阶段,这个集团还包括石原莞尔。他虽然行事专断,但颇有先见之明。 1936 年,石原加入遭到压制的年轻军官阵营,接着,又在 1937 年之后,明显转向有意停止攻打中国的阵营,因而被逐出陆军权力核心。在日本与英、美打得方兴未艾之际,石原被编入预备部队。战争就在摒除这位最初全盘策划者的情况下,由一群精于操控陆军职业军人集体欲望的成员,在东拼西凑的计划下持续进行。

面对登门询问他的远东法庭检察官,他自信心爆棚,“如果由我来当总参谋长,根本轮不到你们今天在这里耀武扬威。”

日俄战争以前,日本的陆军就以普鲁士陆军为楷模,之后更是崇拜德国陆军的作为。纳粹德意志在欧洲兴起之后,日本陆军的领导者们便强烈希望日本能与德国结合。从军事上来看,这可以说是有某种根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史家李德·哈特曾指出,日本只有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才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提到,波兰和法国败给德国之后,唯有英国的军力足以对抗德国,因为这时候美国和苏联尚未加入战圈。日本参与这次战争,对希特勒并没有帮助,因为日本加入战圈,反而把美国的力量拉入这场战争中。日本海军刚好与陆军形成鲜明对比,是以英国为楷模而建立的。关于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一事,日本海军始终与陆军针锋相对。1938年,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主要阁员的会议中清楚指出,即便集结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的海军军力,也敌不过英、美、法及苏联海军战备的总和 ;他又说,日本海军原本就不是为与英、美两国作战而建立的,而德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不足为惧。这种毫不客气的见解,乃基于他对现今世界局势的具体掌握。

也就是说,如果当初是由他来指挥作战,而不是东条英机,那么日本绝不可能战败。

确切地说,日本海军在 1941 年向英、美两国宣战时,也未丧失这种务实的态度。因为当时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也已看出势态,亦即日本虽然在战争初期可以取得耀眼的成果,但此优势恐难持续。

他的理由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在太平洋战场,缩小战线,集中有限的兵力,构筑防卫线;这其中的重点是将塞班岛打造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阻止美军有效轰炸日本本土;第二,在中国战场,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双方战争,同时组建东亚联盟,齐心协力对抗美国。

然而,日本陆军依仗日本精神与国体绝对优秀的自我暗示,打败了日本海军基于务实态度的自我认识。最后,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

石原莞尔自信满满的方案比东条英机高明吗?不见得,他的理想的确很丰满,但是现实却是很骨感的。

1941 年 9 月 6 日,召开指导战争的“御前会议”决定对英、美宣战。在会议中,天皇问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将 :“一旦与美国开战,陆军要耗费多少时间才能结束战局?”杉山回答 :“南太平洋的战事大概三个月内即可结束。”但天皇反驳说 :“日支事变爆发之际,时任陆军大臣的你表示,战争大概在一个月内即可结束,但迄今已过四年,为什么战事尚未结束?”杉山则回答 :“因为中国大陆幅员广大。”天皇又问 :“倘若中国是个大国,太平洋岂不是更大?你是基于什么理由判断战争可以在三个月内结束?”接着,天皇再问 :“领导高层是否把重点摆在外交上?”这时候,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帮杉山回答 :“正是如此。”然而,尽管外交自始至终就受到重视,但有关开战或和平的决定,这时候已定下日程,而且也决定积极准备军力,以供开战时刻之需。这些事实已大大倾向天皇担忧的方向,也就是开战。

他的设想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只能说,这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如果当初真的是他坐上东条英机的位子,也阻止不了日本帝国的覆灭。

假定这时候和美国的谈判没有成功,宣战的日期就定于 10 月上旬。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把日期定于 10 月上旬呢?因为日军每天都在进行激烈的军事训练,而且石油的存量消耗快速,光是一个小时,海军的耗油量就达 400 吨。因此,结论就是 :若要发动战争,现在正是最好时机。

因为,从他策动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魔盒既开,那么日本只会沿着罪恶的道路越走越远,最后走向自我的毁灭。

另一个重大的理由是美国方面的立场。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日本从中国撤退和与德国、意大利断绝结盟,是恢复美日关系的前提条件。石油存量和美国的要求,才是把日本赶向不可能战胜的赌注的两项因素。在天然资源和工业基础上,日本远逊于中国、美国和英国。日本可以凭恃的只有日本精神和对国体的信念,这是明治维新以来,历时七十年,由日本政府在国民中培育起来的。从军事的观点来看, 1941 年 12 月,德国已经跟俄国开战,日本开战伊始就胜利无望的评断自是恰当的。 1942 年 6 月 5 日,日本海军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岛海战中,尽管数量上优于美国海军,但仍吃下第一场败仗。山本五十六大将麾下有 200 艘军舰,尼米兹上将则以 76 艘舰船迎战。战斗结束时,日本损失航空母舰 4 艘、巡洋舰1艘和飞机 330 架;美国则折损航空母舰1艘和飞机 150 架。山本五十六大将开战时承诺的惊人战果,在这一阶段便告幻灭;接着,要守住开战初期占得的若干前进基地,更是愈加困难。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防卫注定是要失败的。日军于 1943 年 2 月 7 日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却使用“转进”这个字眼,模糊国民对日军撤守的认知。从那之后,作为前进基地的岛屿逐一沦陷,只有阿留申群岛中的基斯卡岛例外。日军在此的撤守作战成功地瞒过美军的攻击部队,美军经过三天的猛烈轰炸和登陆作战后,才发现日军已经完全撤走。日军方面并没有全力支援孤立的部队,也没有把被美军夺走的众多岛屿重新抢回来。因此,在这些岛屿上的日本士兵,分别陷入封闭的状态中;而正如陆军的战场训示,他们坚守“生不受虏囚之辱”的信念,因而走向玉碎之路。 1943 年 5 月 29 日,美军的登陆部队攻陷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内的阿图岛时, 2,500 名的守备队士兵中,只有 29 人被俘。在阿图岛之后,南太平洋的马金岛、达拉瓦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加上中太平洋马利亚那群岛中的塞班岛,以及非常接近日本的硫磺岛等,纷纷展现出“玉碎”的风范。最后,距离日本本土最近的冲绳,也在 1945 年 6 月 23 日沦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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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激昂的模范警示了住在日本本岛的日本人,美军登陆时自己应该做什么。因为当时的政府强调,凡是天皇陛下的忠良臣民应有为维护国体,不惜玉碎的决心。如此一来,即使所有日本人,包括天皇在内皆全数灭亡,形式仍会留存下来。维护国体此思想本身,即有这层哲学含义。根据支配日本长达十五年的陆军解释,敕语的哲学必然带来这种逻辑归结,但在当时的日本,只有极少数人敢质疑这种推理逻辑。至少在现实上,包括社会科学家和各宗派的宗教家都不敢出声批判此观念。1941年决定走这条路线时,难道当时的领导者不应负起事先提醒日本国民,将被政府带向玉碎之路的政治责任吗?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占领沈阳

海军军官由于操作机械的需要,无形中在职业上形成技术者的思维方式,也由于他们平时航海绕行世界的时候,有机会与世界各国的海军军官交流,因而保有一种从国际视野看待事件的习惯。因此,海军在拟订作战计划上较具合理性,有着“绝不拟订参与者生还概率为零的作战计划”这种不成文的规定,至少理论上如此。太平洋战争初期,即使是在珍珠港攻击美国船舰的双人座特别潜艇,也允许他们在鱼雷攻击结束后,返回出发的航空母舰。尽管海军并不热衷于近乎自杀式的战争,但最终仍被卷入崇拜“玉碎思想”的集体狂潮中。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的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于 1944 年 10 月 20 日下令组织“神风特攻队”。事实上,这项自杀攻击的训练,在 1944 年初即已开始进行,使用的都是为此目的而设计建造的飞机。最后,构想终于实现。大西泷治郎中将对当初下达这项命令自觉责任重大,便于日本投降之后,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尽。

一、军令难以统一

参加神风特攻队的成员,都是从有意投入这项为特别目的而战的志愿者中选出来的。不过,战争发展到这个阶段,不管是加入海军还是陆军的青年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这股风潮的感染,纷纷志愿参与这项任务。日本的报纸在报道神风特攻队时,还刊登了他们出发前的英姿照片,并借由重印他们所写的信件、遗书和辞世诗句,赞扬他们是多么勇敢的青年。新闻影片中,也拍出这些青年出发时英气焕发的立姿。战争结束之后,比特攻成员更年轻的日本人,用新颖的角度描写神风特攻队。小田实是属于较年轻一代的小说家,战争当时,大阪遭到空袭,他正置身于不知逃往何方的几万名灾民之中。少年时代的逃难经验告诉他,要从被赶出家门、前途茫然的群众立场看待这场战争。神风特攻队的队员大概也有与他少年时代经历过的类似经验吧。也只有以此方式思考,小田实才得以在自己的心中捕捉作为英雄的特攻队员,驾机驶离机场后的形象。对习惯以战争时期培养的传统观念看待战争的年长一代而言,想象特攻队员驾机起飞后的殉死心情,也未免太过残酷,所以后来就不予揣度了。 1965 年,小田实写了一篇题为《思考死难的意义》的随笔,从各种角度揣想特攻队员的心境,表现出战后一代的观点,试图把被塞进英雄传说中的神风特攻队员,从传说中拯救出来。这种思想给予当时推动社会运动的新世代极大帮助。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严密的组织,而是采取较松散的联结方式,亦即通过在都市遭到空袭时被迫逃出家门的群众,来抗议日本政府与当时正在进行越战的美国政府合作。

假设石原莞尔真的坐上了东条英机的位子,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那么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军队中军令不统一的恶疾。

渡边清十七岁时,志愿加入海军当水兵,他服役的船舰“武藏”在当时是最大的军舰,但却被击沉。受创之际,他的一个同伴水兵抱住船桅,哭喊着母亲的名字。不过,这名同伴的死,与日本士兵临死前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传说相去甚远。他在战后出版的纪实小说《战舰武藏的末日》中,对此事有详细的描写。虽然他长期担任“海神会”事务局局长,全力支持此会,但他与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也不受党派左右,专心投入保存战争记忆的工作,从搜集战殁学生留下的书简,使其结集问世的活动开始。这些书简最后结集成书,题为《听吧,海神的声音!》。

这个问题如果无法解决,别说石原莞尔的方案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恐怕他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

林尹夫是神风特攻队队员之一。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偷偷地阅读托哥哥取得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他在军队的厕所阅读该书,每读完一页,便把它撕碎吞下。他从中得到一个结论 :自己将为毫无意义的目的而死。他体悟到,日本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日本终将被美、英、苏、中四国联合的强大军力打败。他把这个想法写在自己的笔记上,又悄悄地寄给哥哥。他虽然能够构想自己死后的社会形态,但却找不到自己如何在未来社会效力的出路。战争结束之后,他的哥哥把他遗留下的书简和笔记,编辑成册出版,题为《命舍月明时》。

1937年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强调攻占上海后,“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大体是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地区”,也就是说,日军不得跨越苏州、嘉兴这条禁制线。

海军少尉吉田满所乘的“大和”舰,是当时与“武藏”舰并列的世界最大的战舰。不久,“大和”被编入攻击美国海军的特攻任务,不携带回程的油料,直接从日本本土出航进击。战舰在离开日本港岸,航向最后之航时,军官房间里随即展开热烈的讨论。往昔钳制军官们言论自由的肃杀气氛终于解除。他们都在思考,自己到底是为何而死?一名职业军人—炮术军官臼渊上尉在激烈的辩论中说道 :“从战略上来说,我们这次出击毫无意义可言,也不能给敌人任何打击;我们的目的就是证实此一行动的徒劳,我们将为此而死。”这些话都被吉田满记录下来。吉田满是少数落海后被救起的生还者,他在《大和战舰的末日》这部史诗般的纪实文学中,写下臼渊上尉的看法。这本纪实性的长篇著作,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由参战的海军军人写成,丝毫没有对美军占领日本时期,钳制言论思想的做法有任何妥协,因此占领军的检阅单位禁止这部著作据实出版。直到占领时代结束的1952年,这部作品才以完整记录当时史实的形式,出现在众多日本人的眼前。作品的率直文体洋溢着年轻士兵的勇敢,日后成为日本文学中留存的名著之一。这部作品的卓绝之处在于,没有蒙上战后性格的痕迹。由战争时期军人文体所写成的作品,反而可以超越战争时代的精神,给予不同时代的读者们强烈的震撼。而这正证明,无论在任何时代或任何社会,文学作品都是最普遍的试金石。

然而,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却置若罔闻,决定向南京追击;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得知后,立刻要求第十军,“中止向南京追击”,然而第十军却我行我素,继续西进。

许多参与特攻行动的青年,都认同自己的行为价值。在这些人之中,我引述的林尹夫和吉田满,在战争末期封闭窒闷的氛围中,早已展开独立的思考。他们无力从封闭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自然更没有气力击垮封闭的国家。可是,他们孤独的声音传至今天,他们就像落地而死的麦子般,虽然一粒麦子死了,但还会长出更多的麦子。

最后,参谋本部只得下达命令,同意“进攻敌国首都南京”。

题图为电影《广岛之恋》剧照,来自:豆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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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进犯南京路线图

如果你以为侵华日军仅仅是不听东京的指令,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1938年台儿庄大捷之后,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徐州会战,通过沉重打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挫败其抗战意志。

命令颁布后,华中派遣军和第一军认为应该以消灭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为首要任务,华北方面军和第二军则主张以攻陷徐州和打通津浦线为首要任务。

4月18日,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决定不理会第一军和华中派遣军的意见,自己单独行动,开始反攻作战。

不仅如此,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军令也不统一,双方严重对立。众所周知,日本在扩张战略上,陆军主张北进,打苏联海军主张南进,打英美。双方争吵不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军对战争资源的争夺就更使得双方的关系极度恶化。裕仁天皇就曾很担忧海陆军不和的情况,他问侍卫官

“难道海军和陆军之间真的水火不容吗?如果它们之间存在摩擦的话,我们就难以贏得战争的胜利”。

澳门新葡萄赌场娱乐,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还只是日军军令不统一,导致最高决策层的命令无法贯彻执行而已,更可怕的是,日军还有“下克上”的传统。

那些激进、狂热、一根筋的少壮派基层军官,容不得任何在他们看来是对外国妥协的官员。九一八事变前,浜口雄幸首相被刺杀;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刺杀;二二六事变,冈田启介首相和各个政府大臣被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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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爆发的“二二六事变”成为日本陆军内部最严重的一次“下克上”事件

石原莞尔能解决日军军令不统一的问题吗?答案是,不可能,因为这种恶疾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解决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

而且石原莞尔在日军中的威望没那么高,东条英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也不可能解决。举个例子,1938年5月,日本政府改组,宇桓一成出任外相。

宇桓是陆军大将,曾三任陆相,在日军中非常有威望。他认为中国不会屈服于武力,日本应该以和谈的方式来解决中日战争。当时的近卫首相也希望与中国和谈,以免日本陷入中国的持久战不能自拔。

但是日本军方极力反对,且态度强硬,最后宇桓只得辞职,近卫的首相位子也摇摇欲坠。

这说明了什么?宇桓一成这样的陆军大将、三任陆相都无法让军队言听计从,更不要说石原莞尔这样一个新晋的陆军中将了。

更何况,策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自己就是擅自行动、不听政令的榜样,他有什么资格和道理去让其他的军人去绝对的服从命令呢?

1936年,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策动绥远事变,扶持德王成立蒙军政府。石原莞尔赶到绥远,试图劝阻武藤章,日本的战略是向北对付苏联,因此不宜对中国关内用兵。

然而,武藤章却不屑一顾的说:我们不过是学习前辈在满洲的样子而已。我估计当时石原莞尔只能露出一个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吧。

二、海上要塞无法抵抗美军

如果不考虑日本军令不统一的因素,只看石原莞尔的战略规划,也会发现其规划纯属是纸上谈兵。首先我们来看他的对美作战思想。

他的设想是,“若是我指挥作战,为了确保补给线,我会及早放弃所罗门、俾斯麦、新几内亚等群岛并转为战略资源地带的防卫作战。”

的确,日军在袭击珍珠港后,在太平洋上疯狂扩张,使得日本的“绝对国防圈”范围不断扩增,兵力大量分散,容易被盟军各个击破。

所以石原莞尔才认为煎饼不能摊的太大,要摊的小一点,这样才能集中兵力和资源,把每一个岛屿都打造成为美军难啃的硬骨头,“特别是在塞班岛的防卫上必须做万全的准备,要绝对确保此处据点。

日本若在塞班岛上确实做好万全的防卫,便可阻止美军的进攻。”

但是,美军在对日宣战后,其海军舰艇,尤其是航空母舰就像下饺子一样,海军航空兵的作战能力十分强大。

日军强化某个岛屿的防卫能力,在美军蜂拥而至的海军航空兵面前,最多只能拖延一点时间,无法取得长年持久作战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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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美军进攻特鲁克岛 ,日军运输舰“天城山丸”在港内被鱼雷命中的瞬间

事实上,日本不是没有重点打造的岛屿,比如被美军称为“太平洋上的直布罗陀”的特鲁克岛。日军在岛上共建成跑道五条、无线电通讯站五座、雷达基站一座、鱼雷艇基地一处、以及为数众多的水上飞机基地、潜艇坞、储油罐和兵营等。

联合舰队从1942年7月起将特鲁克作为前线基地,旗舰武藏号战列舰常驻于此。海军第六舰队也将司令部设于特鲁克的达博隆岛。

1944年2月17日,美军派出九艘航空母舰与约600架舰载机的强大阵容轰炸特鲁克,两天之内,就使特鲁克的军事能力丧失,完全失去了作为军港和前进基地的使用价值。

如此一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海上堡垒,却在美军强大的航母战斗群面前不堪一击。试问石原莞尔,连特鲁克岛在两天之内就被打垮,其他的岛屿再怎么建设恐怕也没用吧?

把更多的军人送上塞班岛,只不过是让日军的阵亡名单显得更长些而已。

更何况,1943年后,美军还施行了跳岛战术,直接绕过日本防守比较坚强顽抗的岛屿,然后以海空封锁的方式来孤立这些岛屿,迫使其不得不屈服。

可能你石原莞尔苦心建造的海上堡垒,人家美军根本就不搭理你。而且轰炸日本本土,美军的重型轰炸机的基地不一定非要选在塞班岛。像台湾岛、菲律宾等岛屿乃至中国大陆的机场都可以使用——只不过后者要花费的资源更多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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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战场上的中美士兵互插国旗

三、国民政府不可能和谈

石原莞尔方案中的第二个要点,也就是“诚心诚意地向中国道歉来结束中日战争”,这样的外交手段可行吗?

石原莞尔从佛教日莲宗的末法时代理论出发,认为“世界最终战”就是东方跟西方终须一战,东方的代表是日本,西方的代表是美国,在这场最终战争后,赢家将负责统合整个世界,从此世界和平,不会再爆发任何战争。

为此,日本既需要拿下满蒙以巩固日本在亚洲的势力,又需要和中国结成盟友,形成强大的东亚集团,这样才能够跟美国这样的巨无霸相抗衡。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卢沟桥事变后,建议“尽量将华北的全部日军一举撤退到山海关,然后请近卫首相到南京与蒋委员长讨论解决中日之根本问题”。为此他不惜被上司驳斥,乃至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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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在《世界最终战论》一书中设想东西方的最后决战将在日、美两国间展开

但是他的战略有自相矛盾之处,满蒙是中国的领土,抢夺满蒙之后,还想跟中国和平相处,甚至抱团打怪,这岂不是痴人说梦?

蒋介石在1932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就写道:“倭寇狂妄,不度德,不量力,余必率我中华健儿,与之长期周旋。余今预期,我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之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人,收回台湾琉球,而使日本人亦彻底觉悟,再不敢作乱也。”

这表明,蒋介石规划在1932—1942 年间收复失土,范围不仅仅是东三省,还包括台湾和琉球,并要帮助朝鲜独立。即使1937年日本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在以后也必将有一场大战。

“诚心诚意地向中国道歉来结束中日战争”,试问,石原莞尔真正了解国民政府坚持打这场战争的诉求吗?仅就领土诉求一项而言,石原莞尔就不可能满足。

国民政府的领土诉求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到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它与石原莞尔最终战争的构想有着绝对的冲突。

而且,就算奇迹出现,石原莞尔能表态满足国民政府的领土诉求,我敢保证他第二天就会被激进分子大卸八块。

更何况,从1937淞沪会战年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中国军民苦苦撑持了日本百万大军5年。在此期间,无论日本南京大屠杀也好,重庆大轰炸也罢,蒋介石都一概拒绝和谈。

现在,中国有了美国这么一个强大的盟友并肩作战,就更不会考虑与日本和谈了。

站在同盟国一边,不仅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而且能获得更大的战后利益—— 罗斯福就曾在开罗会议上直截了当的问蒋介石,中国是否愿意要印度支那。

石原莞尔还天真的认为,他可以用日本民族的凝聚力来统合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东亚联盟。当然,联盟的主宰者是日本,因为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人神”。

如此一来,这个东亚联盟与大东亚共荣圈又有何区别?且不说东南亚那些国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单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国家,就不可能把你的天皇看成是自己的天皇。

蒋介石在1940年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就说过:“有我们伟大的中国站在他的面前,作亚洲各国的屏障,他有什么能力,来玩弄名词,妄想实现其独霸亚洲的幻梦?”“只有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才配作东亚和平的柱石,才配作远东秩序的保障。”

而这时的石原莞尔还在自说自话,“总之,两国东亚联盟的运动家们已经认为双方有一致的理念,这是国民革命以来,数十年未见的现象,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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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时的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虽然在智商上远超东条英机,但是在战略上却未必比东条英机强多少,充其量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的很多战略构想,只能说是一厢情愿,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东条英机的领导赢不了这场战争,石原莞尔的领导也救不了日本。

而且,正是石原莞尔策动的九一八事变,以极其微小的代价就获取了面积比日本大好几倍的满洲地区,这一切都强烈刺激了日本少壮派军人的扩张野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推动了日本提前走上战争之路。

此后的日本,贪得无厌,暴虐无度,从全面侵华,到偷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不惜与整个世界为敌,最终招来两颗原子弹的毁灭性打击。

如果不是后来裕仁天皇及时的宣布投降,而是任由军人们“一亿玉碎”,估计日本已经在美军强大的战争机器下亡国灭种了。

如果说,东条英机等日本军人是日本帝国的掘墓人,那么石原莞尔就是挖这第一铲的人。

参考文献:

1、石原莞尔著,郭介懿译《最终战争论》 ,新北:广场出版,2015年

2、秦孝仪编著《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3、王正华编著《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 ,2004

霍小山“从影视看历史”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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